专栏作者COLUMNIST

王守清的专栏

王守清博士,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博导暨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和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政企合作(PPP)研究室主任,兼全国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教育协作组(161所大学)组长、欧亚PPP联络网中方代表、亚开行PPP专家库成员暨亚洲城市发展中心PPP培训导师、中国PPP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等10多份国内外期刊的编委等,至今共发表300多篇论著。

连载1 |我所知道的PPP人与事:2003年~,商务部和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2021年0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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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96年7月从清华辞职到新加坡理工大学做2年BOT博士后,然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继续研究,到2002年,在新加坡已经工作了6年后打算回国,故求职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厦门大学,最后还是决定再重新加入清华大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商务部当时主管对外工程业务的部长助理(后升任副部长)陈健找到清华大学校领导说,2000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希望作为名牌工科大学的清华能为中央的“走出去”战略做一点贡献,当时的校领导非常重视,就把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合并成立了土木水利学院,并把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中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师组建成立了新的建设管理系,同时还专门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挂靠在土木水利学院,主要开展国际工程相关的研究,以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相关人才的培养,包括学位教育和继续教育。


  考虑到国际工程中最常采用的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简称FIDIC)的合同范本,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联合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与FIDIC协商后成立了FIDIC-清华大学-中咨协会培训中心,这是FIDIC的全球第一家培训中心,之后几年开展了多期国内外FIDIC培训,培养FIDIC人才。


  2002年初陈健又来找清华大学说,根据商务部从各个渠道了解的信息,国际工程中越来越多的项目采用“带资承包”方式,包括垫资、买方或卖方信贷、特别是BOT,希望清华大学有针对地进行一下BOT方面的研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BOT是不是国际工程业务中的一种趋势;第二,如果是,为什么我国的对外企业包括央企从不做BOT;第三,为了鼓励央企做,商务部应该出台什么政策?当时,相关老师发现,清华大学没有任何教师研究BOT,全国高校也几乎没有,仅有个别教师写过一些简介BOT的文章;还好建设管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刘洪玉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房地产学者,也是我的本科同系同级同专业、研究生同班同宿舍同学,他说好像记得王守清在新加坡就是研究BOT,正好他现在有意回国,在求职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高校。商务部一听,太好了,如果他愿意,赶紧接收他吧。这也是我选择回清华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因为有我喜欢的BOT事情做。经过面试和其它程序,我于2002年10月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正式聘书(之前也拿到了其它高校的聘书),准备回国,但因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辞职与交接手续等原因,到2003年7月19日我才正式回国履职,但从2003年5月起,就一直代表清华大学与商务部开始商谈和制定BOT研究计划(图1)。


  这种应用性很强的政策研究,除了文献综述等基础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调研,故研究框架中给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步骤与合作模式(图2),等我回国后没几天,商务部专门由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带上一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由我带上一个中青年老师,加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牵头、工程部部长执行,也带上一个年轻人,组成了6人BOT小组,开始了对相关的政府、金融和保险机构、央企工程和贸易公司等进行密集调研。


  因为我从1996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博士后开始研究BOT时,正好赶上我国开始国家级BOT试点,第一个试点项目来宾二期电厂在全世界公开招标,而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RobertTiong教授当时正在协助新加坡电力公司(Singapore Power)投标,所以有来宾二期电厂的所有相关资料(含资格预审与招标书、特许权协议CA/购电协议PPA/燃煤燃油供应和运输协议FSTA等合同草案的中英文版本),我对BOT的研究也就是从对这些资料特别是各种合同草案开始的,故对来宾二期电厂的信息很熟悉,对其实际进展和经验与教训非常感兴趣,而且该项目在我们调研时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数年,所以我建议去来宾二期电厂实地调研,并拟就了详细的调研提纲(图3),在商务部和广西政府与有关企业的支持下于7月16-18日得以成行,分别与政府和外商背对背座谈调研(图4)。


  一个月的调研结束后,我们BOT小组于2003年8月11日给商务部提交了一个内部报告“债转股及BOT报告”(图5),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第一,BOT的确是国际工程项目的一个趋势,最适用于基础设施等大中型项目;第二,我国企业包括央企不做,是因为不懂,而且当时的政策有限制对外投资;第三,如果要鼓励我国的企业做,要调整和完善有关国际工程的政策,要开始传播BOT理念和培养人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6个建议和下一步要开展的4项工作(图6),每项工作都有一个单位在落实,其中第4项是开展BOT相关的培训,就是交给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其实就是交给我。因此,8月底清华秋季开学后,我在建设管理系为本科生高年级和研究生专门开设了一门专业课《项目融资》(后改名为《基于项目融资的政企合作(PPP)》,也在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我2003年底受聘为副院长)的项目经理、RICS或CIOB等中长期培训班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我2003年底受聘为国际工程专家)的国际工程项目经理培训班中讲授,并开始了在央企工程和贸易公司中的相关内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03年底至今,在中国港湾集团及其与中国路桥工程总公司后来合并成立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共讲过54场BOT内训,走遍所有二级公司,还于2014年2月与商务部、口行、信保等一起参与了中国路桥在欧洲一个BOT项目的调研与谈判;另外,2005年12月商务部组织所有央企工程和贸易公司负责对外业务的集团高管在三亚博鳌组织了1.5天专题培训,加上最后半天的考察交流(非常重要),让我得以认识了大量央企高管,也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培训与其它合作,圆满地完成了上述第4项工作,2007年商会的报告中说:BOT科普已经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选择好的项目实施了。这也是《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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